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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目錄

導讀
譯者說明
前言
謝誌

第一部分 語言：一些基本問題
第一章 語言的社會性生活
第二章 手勢、手語與多模態性
第三章 語言人類學的研究歷程
第四章 語言習得與社會化
第五章 語言、思想與文化

第二部分 說話者、聽者、讀者與寫作者的社群
第六章 語言使用者的社群
第七章 多語主義與全球化
第八章 讀寫能力的實踐
第九章 展演、展演性與社群構成

第三部分 語言、權力與社會分化
第十章 語言與性別
第十一章 語言、種族與族群性
第十二章 語言滅絕與復振
第十三章 結論：語言、權力與能動性

註釋
參考文獻
索引
 

導讀

傅可恩　P. Kerim Friedman／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

　　想想下列三個場景：（1）父母親從學校把他們的小孩接回家；（2）一對年輕情侶的第一次約會；（3）一位男性第一回見到他的新同事。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區，尤其是美國電影和電視節目中，這些場景皆有一共同點：參與者之間會需要交談。他們之間的談話氣氛可能會是氣憤的、緊張的、尷尬的或自吹自擂的；但無論如何，他們唯一不會做的事就是彼此之間保持沉默！父母可能會詢問小孩在課業或交友上的狀況；年輕情侶會努力做出緊張的小談話；男性會在介紹自己的時候大力握住新同事的手，甚至可能會開個玩笑作為兩人初次見面的破冰。但是，在1960年代後期美國的阿帕契西部地區（Western Apache），阿帕契人的反應卻截然不同。 如克斯．巴索（Keith Basso）（1970）的經典民族誌所描述，在上述情況中，阿帕契人很可能會保持沉默。對於大多數美國人來說，在這些情境保持沉默會讓人感到尷尬和不舒服，但對於西部的阿帕契人來說，打破沉默會令人感到更為尷尬。

　　巴索的研究是當代語言人類學方法論有著卓越貢獻的一個重要範例：溝通民族誌（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雖然標準的語言分析的工具可適用於分析西部阿帕契語，如透過音韻學、構詞學、句法學等，但是若以這些方法研究阿帕契人如何使用沉默，仍然不夠清楚、完整。語言學試圖瞭解能產生無數話語的基本結構，而溝通民族誌則試圖瞭解影響特定談話行動（speech act）的潛在文化邏輯。兩門學科的差異在於，就如同英語使用者知道在單詞cat中添加上s，使這個單詞變成複數，以及知道當他的朋友說「我愛貓！」（I love Cats!）時，實際上指的是著名百老匯音樂劇，這兩者間的區別。雖然所有說英語的人都知道如何區分單數和複數，但是只有那些具有百老匯音樂劇特定文化知識的人才會知道，「我愛貓！」這句話可能指的不是對毛茸茸寵物的普遍性喜愛。因此，西部阿帕契人之間的沉默可以用同樣的方式來看待。因為沈默是沒有話語的，所以沒有語法規則來管理沉默的語言結構，但是在保持沉默的情況之下，說話者已做出在該社會中具有文化意義的一種選擇，即決定在這種情況下是否需要說話。唯有對西部阿帕契人的文化規範有全面性的瞭解，才能正確解釋這種沉默的意涵。反過來也是如此，瞭解沉默也可以教導我們關於阿帕契文化的一些東西。舉例來講，想想「大人說話，小孩別插嘴」（children should be seen and not heard）這個說法吧。這句話告訴我們，兒童在特定社會中應該扮演什麼角色，而那個社會也把這種說法當成基本常識來接受。

　　在臺灣乃至於華文圈的學術界，這些概念很少被廣泛地瞭解或討論。因此，透過2018年夏天在臺灣社群媒體上發生的一個事件的說明，我希望簡要地強調這些概念對於臺灣讀者的實用意義在哪裡。

　　在2018年夏天，來自花蓮阿美族（Pangcah或Amis）的民進黨立法委員Kolas Yotaka被任命為行政院發言人，阿美族是臺灣十六個官方認定的臺灣原住民族（南島民族）之一。在她被正式任命不久之後，她公開表示她傾向於用拉丁字母來書寫她的名字「Kolas Yotaka」，而不是用中文字「谷辣斯．尤達卡」。在臺灣，使用中文音譯撰寫外國名字是一種常態，即使原住民語言不是臺灣的「外國」，但是原住民語言通常也會受到同樣的對待。在臺灣的報紙，美國電影明星Harrison Ford的英文名字通常會被寫成哈里遜．福特，其發音為「Halisun Fute」。由於中文和英文在音韻上的差異，福特只能大略等同於「Fute」。出於類似的原因，Kolas認為中文音譯她的名字谷辣斯．尤達卡無法精準地捕捉到阿美族語（Pangcah）的發音（雅虎奇摩新聞2018）。最值得注意的是，中文的詞構將「Ko-las」的兩個音節變為三個音節「谷辣斯」。為了理解為什麼Kolas的請求會在臺灣的社群媒體上引發了激烈討論，您需要「掌握」的是，能形塑臺灣的語言意義之「社會、歷史和政治力量」，這點非常重要（Jackson 2013: xxiv）。

　　書寫系統不僅是一種表達語言聲音的方式，它是多功能性的一個良好例證，它是阿赫恩列出的四個關鍵詞中的第一個。書寫系統還可點出（或「指向」）在我們想法中與這些書寫系統關係最為密切的一群人的身份認同（指向性是第四個專有名詞）。在熱愛學習英語的國家中，英語詞彙經常出現在T恤衫、菜單、商店標誌和廣告牌廣告上，在人們的心目中，拉丁字母與英語的關係最為密切，這點並不奇怪。這就是為什麼在社群媒體上的一些評論會說到「原住民是說英語的嗎？」（Hioe 2018）。Kolas抱怨她自己有時在醫院需要用英語說話，因為醫院人員認為她應該是住在臺灣的許多外籍家庭幫傭的一員（雅虎奇摩新聞2018）。但將拉丁字母看成不是臺灣的一部分是錯的。事實上，自2017年6月通過「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之後（Kolas她自己就是該法案的主要支持者），在臺灣的「原住民書寫文字」皆具有官方地位。在臺灣，原住民書寫文字也不是唯一使用拉丁字母的文字。正如時代力量的政治人物林于凱在他的臉書上所言（Lin 2018），臺灣的第一份報紙是使用拉丁文來撰寫河洛話（閩南語）。今日只有中文文字被認為是適合用於臺灣報紙的書寫系統，這是導因於數十年以來，臺灣的官方語言政策將漢語視為「國語」。這是本書關鍵詞「語言意識形態」的一個好例子，阿赫恩將其定義為「人對語言所抱持的各種態度、觀點、信仰或理論」（Ahearn 2017: 23）。然而，並沒有語言上的理由可以說明臺灣為何不能像韓國和越南一樣，將中文文字全部消滅掉（Chiung 2007）。若說臺灣人已經將中文文字視為國家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臺灣戰後的一些國家政策，其用意在於對公民灌輸強烈的「中國人」身份認同（Chun 1996）。

　　但是Kolas名字拼寫所出現的爭論，並沒有因此就停止。第二個議題出現於對她名字第二部分Yotaka的討論。Yotaka並不是她的姓，這其實是遵循阿美族的慣習，用她父親的名字。由於臺灣以前是日本的殖民地（1895-1945），許多臺灣原住民第一次學會如何閱讀和寫作是在臺灣的日本學校中，甚至許多人認為自己是日本人（Friedman 2010）。 這可解釋為什麼她有一個日本名字，這樣的說法不同於在社群媒體上嘲弄她如何拼寫她名字的議題。一些網民試圖證明Kolas應該自己感到尷尬，因為她拼錯了她的名字Yotaka，使用了「o」而不是「u」。將Yotaka放入網路上的谷歌翻譯功能中，翻譯成的日本片假名為「ヨタカ」，而ヨタカ的中文翻譯的意思是「娼妓」。要是想得到正確的漢字「豊」，需要輸入「ユタカ」，它的拉丁字母通常拼寫為「Yutaka」，其中的一個字母是「u」（Hioe 2018）。雖然從一名日語使用者的觀點來看，這一論點可能是有意義的，但根據原住民社會運動者Namoh Nofu Pacidal的說法，在地阿美族語使用者對這種拼寫並不會有任何疑義（Pacidal 2018）。這是因為（除了阿美族語的北部南勢方言），大多數的阿美族語使用者並不區分「o」和「u」的聲音，因此他們傾向於交替使用這兩個拉丁字母。如果她的名字是用「原住民書寫文字」書寫，而不是「拉丁文」或日文，那麼臺灣原住民應該是判斷「什麼才是正確的名字拼寫？」的裁判。最後，許多試圖羞辱Kolas的人，假設了她名字書寫有「錯誤」，似乎有其政治上的動機，但即使是這樣，這種攻擊只有在與既定的語言意識形態產生連結才有可能成功。

　　透過選擇使用原住民語的拉丁文字為她的名字，Kolas正試圖改變臺灣人與這些符號的關聯性，並可能改變了他們與原住民之間的關係。這樣的語言並不只是引用與既有的人群之間的關聯，而是可以用來試圖改變這些關聯，用於解釋為什麼針對語言使用的爭論，如：關於使用性別化代名詞的辯論（Silverstein 1985），總是遠遠超過語言本身的議題。語言使用的複雜方式可以挑戰和強化既有的組織和規範，這樣的觀點是實踐理論的一部分（這是阿赫恩提出的四個關鍵字之一）（Ahearn 2017: 25）。隨著臺灣的戒嚴時期在1980年代的終結，以及1990年代放寬對本土語言的限制，臺灣原住民積極爭取使用他們的傳統名稱的權利，但是很少有人這樣做，因為官僚制度上的障礙或他們害怕被歧視。大多數中文名字只有兩個或三個字的長度，即使臺灣在1995年使用原住民族語的名字變為合法之後，許多官方表格並沒有提供額外的填寫空間，用於書寫原住民族語的名字（Gao 2015）。（使用拉丁字母作為原住民名字是在2006年合法化的。）正如Mayaw Biho（馬躍．比吼）的紀錄片《請問蕃名》所記錄的，許多臺灣原住民早期抓住這個機會改變了他們的名字，但後來又將原住族語的名字改回中文名字，因為他們擔心在就業市場上受到歧視（Biho 2004）。在美國進行過的一項研究顯示這種擔憂可能是有確切根據的。美國的社會科學家發現，如果申請者的名字明顯與少數族裔有關，而其他部分相同的履歷，收到「雇主回覆電話的機率會減少30%到50%」（Kang et al. 2016: 2）。如果臺灣原住民對使用他們的傳統名字感到十分自在，那仍將需要針對在地的語言實踐，以及正當化這些實踐的意識形態做出重要改變。阿赫恩在書中提出的語言人類學的核心概念，提供了一套有用的框架，讓我們能透過此架構開始解釋和揭示這些爭論。

　　因為本書的中文讀者與最初預期的英文讀者是不同的，因此必然會有一些主題需要更多的脈絡知識才能被理解，而不是輕易地以註解或註腳來提供內容說明而已。本書第十一章「語言、種族和族群性」特別是如此，其內容涉及對美國種族關係的一般性背景知識，特別是對西班牙語使用者和非裔美國人白話英語（African American Vernacular English, AAVE），也稱為「黑人英語」（Black English 或Ebonics）說話者的背景知識。當我在臺灣的大學課堂中講授這些題材時，我發現我的學生們驚訝地得知，黑人英語曾被當作黑人智力較低的「證明」。奴隸制度的歷史遺產以及美國內戰後施行的種族隔離，導致美國白人製造了許多偽科學理論為這些不人道的政策進行自我辯護。這種完全不科學的作法通常被稱為「科學種族主義」（scientific racism），它試圖證明白人對黑人的統治是合理的，因為黑人像小孩一般，他們在心智上不適合自我管理。黑人英語的獨特語言特徵被用於證明其說話者的心智能力較低。這些語言特徵被認為是較差的心智能力和懶惰所造成的結果，而不是因為黑人英語是一種接觸語言（contact language），它受到奴隸從非洲帶來的非洲語言元素的影響。

　　很難想像當今社會，會有任何人相信這樣的無稽之談，甚至為了反駁而認真看待這種近乎侮辱的說法。然而，現代社會語言學的創始人之一，拉波夫（William Labov） 覺得他不得不這麼做，目的是為了挑戰仍盛行於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的教育典範。在他的一篇開創性論文〈非標準英語的邏輯〉（The Logic of Nonstandard English）之中，他試圖挑戰用於解釋黑人兒童於學校中的表現不佳的「文化缺陷」模型，他主張黑人英語與英語的任何其他變體一樣能表達出複雜的邏輯思想（Labov 1972）。正如阿赫恩針對1996年黑人英語爭議的討論所指出的，許多黑人已經內化了社會對這種獨特美國人語言抱持的負面態度。雖然臺灣沒有奴隸制度或科學種族主義等歷史遺緒，但就在不久之前，有些臺灣人認為「說河洛語」是一種「沒有受過教育」的符號。申大得（Todd Sandel）發表於2003年的一篇論文中，發現由於臺灣的政治局勢的變化，這種對於河洛語（閩南語）的負面態度正在改變，創造出重視在地語言的新語言意識形態，而這種負面態度並不會常反映在人們的實際語言實踐之中。因為語言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論工具可以幫助我們瞭解這些變化，這本中文翻譯書的出版，對於深入瞭解臺灣和世界各地不斷發生的複雜變化，正是一個很好的時機點。